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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里供销社新进了一批“王冠”牌加重自行车，售价一百多块，也就是一千斤水稻的价钱。
一次最多可载运两三百斤重量的货物，很是适合卖冰棍、收山货这样的长途行商。
王世川毫不犹豫买下了一辆，骑在乡村的机耕路上，开心的都快飘起来了。
80年的中国农村，自行车才刚刚兴起，是富裕农民的第一代身份标签。
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泡妞找对象的利器，其中的杀伤力不亚于今天的宝马和大奔。
电影《人生》里，高加林刘巧珍骑着自行车逛县城的画面，已经很遥远了，却是一代人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他们的青春岁月就是这样的，骑着自行车去追逐远方和爱情，或者是行走在求学的路上。
但对于农民王世川来说，自行车当然不是用来炫富和显摆的。
和先前的木板车一样，是他忍痛投资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今后能否带领全家人致富奔小康，就靠着它了。
几十年后回过头，纵观农民商人王世川这辈子的人生轨迹，也是一个从徒步到运输工具不断升级的过程。
木板车、自行车、摩托车，再到大货车时代，他的人生也达到了巅峰。
等到私家车、小汽车在广大乡村流行的时候，王世川他们这一代农民，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
不断升级的大时代不但带走了他们的青春，连农民身份的认同也日渐模糊了。
呆在城市的水泥丛林中，总觉得自己是个农民。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却早已面目全非。
就像电影《荞麦疯长》里表达的那样：去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活着，才是最大的意义。
古往今来，所有的乡愁其实都是身份认同上的困惑。
老一代农民王世川如此，他的儿子新生代农民大学生王家成也是如此。
运输工具有了，盛装山货的容器却让王世川绞尽了脑汁。
化肥袋子、陶盆陶罐肯定不行。麻袋勉强凑合，但无法盛装桐油、土漆这样的液体。
还有茶叶、蜂蜜、野鸡野猪之类，小小自行车的后座如何架得住这些东西，都是有大学问的。
王世川花了几天时间，向供销社、集市上的同行们虚心求教，终于找到了可行的办法。
编织两个长形竹筐，固定在后座两侧。盛装山货的桶桶罐罐、麻袋蛇皮袋，全都放在竹筐里。
这样在颠簸的山路上骑行时，就无需担心车轮链条的摩擦或绑绳散架了。
其实就是民间独轮车的原理，过去马帮的驼队长途运货也是这样做的。
至于容器，大队供销社运送散装烧酒的塑料桶，装桐油、土漆、蜂蜜肯定能行。集市上装茶叶的都是白铁圆桶，到县里的洋铁店定做便是。至于松菇、野鸡、野猪这样的干货，多准备几条麻袋就OK了。
等王世川把所有的行头备好，风尘仆仆的赶到红石湾小学，离他对老父亲王世川的承诺，已整整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世川，你怎么到现在才过来啊！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见到儿子后王元初如释重负，众人合力卸下竹筐，小车老师已经迫不及待的扶上自行车，借着两个学生的帮扶，在操场上转起了圈圈。
那个时候乡村年轻人学骑自行车的狂热，丝毫不亚于今天的驾校学车。
打谷场上、学校操场、机耕路上，互帮互学全民参与。
自行车也成了改革开放后民间新婚嫁娶最早的“三大件”之一，另外两件好像是缝纫机和收音机。
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也满含着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爸，你以为转行那么容易啊！这两个竹筐就花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这两装茶叶的洋铁桶都是定做的！这五个塑料桶，我转遍了整个陆安州的所有供销社，最后还是托熟人买到的！还有这些文具！家里这几天正栽秧，卫兰一个人忙里忙外都累死了！你还嫌我来迟了！哈哈哈！”
王世川又饥又渴，端起父亲的茶壶就咕咚咕咚的狂饮了一通。
骑行了一天的山路，他全靠三个冷馍撑到了现在。
“来了就好！王兄弟来了我们这些山货就有着落啦！”
老张赶紧给爷俩圆场，一边回头呼喊小车。
“车老师不要玩啦！快过来跟王老板把山货交接一下，看看有多少赚头！”
毕竟是王世川的第一单生意，也是红石湾小学山货店的第一桩买卖，大伙都有点等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