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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我”，是五四时期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将其判定为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确实有着许多体现出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情绪的特点：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痛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尤为厌恶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但他身上也有一定弱点，对劳动人民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然而，车夫的所作所为却使他极为震惊“我”在进行自我审视、自我省察、自我灵魂拷问中发现了“我”作为知识分子自身的“小”来。
《头发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N先生剪掉辫子后的一系列遭遇。N先生是一个有觉悟、有理想的人，因为觉得不方便而剪去了辫子，却遭到了周围人的蔑视和厌恶，因此他深感中国的守旧和顽固一一“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风波》写朝廷上换了皇帝没换皇帝对村里人思想的风波。揭示了农村人，也就是在封建思想摧残下的中国人安于现状、不问世事、没有拯救自己命运的思想，没有人的价值的认识。
《故乡》描写鲁迅冒着严寒回到了他阔别七八年的故乡的所见所闻，深刻揭露出封建等级制度给人的心灵造成的伤害。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日甚一日的破产景象在这个最初的印象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灵魂上的疏远，心灵上的毁灭。
《阿Q正传》，阿Q，姓名籍贯不详，以做短工度日。阿Q自尊又自卑，对受居民尊敬的赵太爷和钱太爷独不崇奉，不是想自己“先前阔”，就是想“儿子会阔多了”，他总能在精神上获胜。被王胡揍了一顿，又被“假洋鬼子”打了一棍，想着“儿子打老子”便忘却了；调戏小尼姑便觉晦气全消。但这却勾起了他的欲望，尽管严守“男女之大防”，但又压不住自然的本能，就对吴妈叫着“我和你困觉”，被秀才的大竹杠打了一顿，阿Q的爱情梦被打破，随即生计又成问题，于是打定进城。回来时获得村里人一时的敬畏，但人们探听底细后又对他“敬而远之”。得知革命党进村，本是“深恶痛绝”，但一看举人和村里人都怕他们，便有些神往，然而阿Q却一直没弄懂革命，直到被抓、被杀。临死前的遗憾是画押的圈不圆。小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阿Q则是这种国民性弱点的集中表现。“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特征。
《端午节》的主人公方玄绰是小官吏又兼做教员，早年也曾觉醒过，后来却消沉了。他严于责人，宽于责己，思想严重退坡，喜欢“差不多说”的“精神胜利法”。
《白光》是描写没落的旧式知识分子的小说。主人公陈士成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十六回，回回落榜，也没有捞到秀才，终于变得精神失常，最后投湖自尽，了结了自己的一生。鲁迅通过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本质，对人物本身也作了彻底的否定。
《兔和猫》描写一个家庭主妇三太太在夏天给她的孩子们买了一对小白兔，小说就围绕着兔的出现和消失展开起伏曲折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弱小的同情，对随意欺凌弱小者的憎恨。
《鸭的喜剧》以鲁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住在一起时的生活为素材，表现出两人深厚的友谊，同样也是爱的抒情。
《社戏》所叙“我”的三次看戏。开篇用近三分之一篇幅写“我”在北京的两次看京戏，后用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写“我”小时候在故乡去赵庄看一场社戏。两次看京戏都窝窝囊囊心绪极坏，而看社戏却是意趣盎然永生难忘。三场戏发生在两个地点：都市和乡村。有意味的是，三场戏都枯燥乏味，三场戏都没看到什么，看戏的“我”三次都中途告退，但作者的心情却截然相反。北京的两次看戏叙述中，透露的是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整篇小说的感情基调就是都市和乡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衷心向往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创作背景编辑
20世纪初，中国正遭受世界列强的侵略，人民生活艰苦。以szs为首的革命派，渐渐确立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路线，青年鲁迅则正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思想启蒙纲领。szs领导的辛亥革命深入人心，青年鲁迅也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以各自的语言、各自的表述方式响应革命，随后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但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各派军阀窃取了革命成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鲁迅本希望能为教育事业的革新贡献力量，但根本无事可做，内心无比的孤独和苦闷。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当时《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来向鲁迅约稿。鲁迅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受到极大鼓舞。鲁迅相信只要“大嚷”起来，就有“希望”唤醒“熟睡”的人们，就有毁坏那关着“熟睡”人们的黑暗的“铁房子”的希望。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的邀请开始写文章，鲁迅对《新青年》的编辑们怀着尊敬与赞赏，又感到他们“或许是感到寂寞”，所以他要“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又连续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1923年鲁迅将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辑成《呐喊》，其中《不周山》一篇后收入《故事新编》中。作者鲁迅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而，《呐喊》是听革命前驱的将令的作品，也就是服从于“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遵命文学”。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的人物吧。
狂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先觉醒的叛逆者，革新者形象。“狂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作者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方面的确有着生理和心理病态，是一个受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另一方面，“狂人”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独醒的清醒者。两种层次的艺术形象在“吃人”这一核心点上互相扭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形成艺术叠影，将“病狂”和“清醒”统一起来。
孔乙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形象。孔乙己是一个善良而诚恳的知识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他从科举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又不屑于同劳动者为伍，成为不上不下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穷而偷，由偷而被打断腿，最后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吞没。孔乙己被封建意识腐蚀，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没有觉悟。不思振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鲁迅虽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但不得不把他作为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挞。
阿Q
《阿Q正传》中的阿Q——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他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了劳动的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其最为典型的性格。
七斤
《风波》中的七斤——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的人。
闰土
《故乡》中的闰土——为苦难的生活现实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碾碎了的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于三个对比，透过肖像、衣着、心理、神态、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刻画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里闰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多灾多难、凄苦悲凉的不幸厄运。少年闰土：健康、活泼、天真、勇敢、机智、无忧无虑、聪明伶俐，且饱含着生命力。而三十年后，闰土变得呆滞、麻木、沉默、迟钝、早衰、自卑。
（就这几章了，以后不会这么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