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学之路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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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初中两年的时光，在懵懵懂懂、打打闹闹中很快过去了。那年我15岁。
初中毕业典礼后，我和同学们拿着书包往回走，其他的人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和憧憬，我却感到很迷茫。有的说在家准备上高中，有的说要到城里干临时工，有的说要去当兵，还有的要进纺纱学校学习毕业后就是正式工。
听了大家的打算，我默默无语。心想，今年我们村初中毕业的有梁尚达、丁建华、梁海林、梁安兰、梁安林和我共6人。按惯例也就推荐两人上高中。梁安兰是个女生，又是复习生，再加上学习好，肯定没问题。在我们5人中再推荐1名，按学习和表现丁建华的希望比较大，凭我在村里“坏孩子”的名声，推荐上高中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时，我当兵年龄还小，出去干临时工又没有关系，思考半天出路只有一个：在家砸坷垃种地。
当时生产队实行工分制。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9分，我干一天才给7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上河”（即修农田水利工程），在离家十多里路的九寨寺，我和梁仁合叔负责看抽水机。俗话说“男愁唱女愁哭”。在那段时间，我常常站在大坝上，面对广阔空旷的田野扯着嗓子高唱“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抒情委婉的歌声抒发着一个农村少年对现实的悲愤和不满。看抽水机这工作比较清闲，可一个多月就结束了。第二份工作是上公社专业队修路。开始大家是以大队为单位一块干，我还可以“滥竿充数”。后来，有人看我身小体弱，怕拖累他们，就要求分开干，这下我可“原形毕露”了，身体根本吃不消，没干几天就被开回来了。此后，我在家就以割草为生了。
我初中毕业那年，大妹12岁、二弟10岁、三弟8岁、二妹6岁、四弟3岁。由于家里人口多，年年挣不够工分，为此母亲哪个活累、挣工分多就干哪个，常常与男劳力摽着干。母亲不但挣工分，还操持一家人吃、穿、洗、用。在家里母亲总是丢耙拿扫帚的，喂猪、喂鸡、做饭、刷锅，从没有闲着的时候。六个孩子别说穿衣服了，别说刷洗了，就是每人一双鞋就是六双。那时的鞋底是一针一针纳出来的，特别费工夫。往往下面弟妹的鞋还没做完，我穿的鞋早已破了。先是脚拇指拱出来了，这还不怕，最怕的是鞋底一前一后磨出钢镚大的洞，而且越磨越大，走在草地里经常被蒺藜扎。每到快过年，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馒头、肉等好吃的。但又是母亲最劳累的时候。为了赶在年前，让孩子每人穿上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她常常不顾白天的劳累夜不能寐、通宵达旦。母亲从没说过累，或者说有什么怨言，对孩子们的付出她从心底里是愉悦的，这些从母亲在煤油灯下边做针线活，边哼着小曲的神态中可以看出来。母亲常说，人活一口气，树争一张皮。母亲的意思就是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日子也不能过到别人下面，那样人家会看不起。在我的印象中，一到早上，母亲的叫骂声就响起来，那简直就是我们家的起床号。为了少欠生产队里工分，每天早晨母亲早早就起来了，喊了老大叫老二，叫了老三喊老四。原因是母亲一早要上工，把我叫起来在家负责做饭，大妹负责照看弟妹，老三去割草。等母亲早工回来吃过早饭后，母亲继续上工，我就割草去。那时父亲是养路工，活比较轻松，就负责做中午饭。等我上午割草回来，母亲也下工了，我们吃上一口饭就和母亲又去割草去了。炎热的夏天，汗水不断地模糊眼睛，但我和母亲常常顾不上擦。有时渴了，我就和母亲捧几口河水喝。等到下午快上工的时候，父亲就推着推车把我和母亲割的草运回来晒上（晒干后卖给生产队冬天喂牲口）。母亲下午继续上工，我到家喝口水下午继续割草。到了冬天，天寒地冻，草冻得用镰刀一碰就掉下来了。这样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去割草，等到吃早饭时我推着一独轮车草回来（到现在，因割草我手上留下的伤痕还清晰可见）。就在那一年，我家卖了6000多斤干草，居全村第一，换回了400多斤麦子。
劳累一天疲惫不堪的我，每当夜深人静还是偷偷拿出《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高玉宝》等书阅读。书中人物的奋斗精神、悲欢离合，给我带来了心灵的愉悦和无限的遐想。正是“他们”陪我度过了这段人生最低潮、最黑暗的时光。
转过年来的9月1日，是各学校开学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一个人在苇河北岸割草，却突然伤感起来。孔子说，“十五志于学”，而我却结于学，内心实在不甘啊！心想，就这样下去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时是个头啊？这时其他人都上学了，我感到孤独、无奈和悲伤。再就是我们村除了我预测的梁安兰、丁建华上高中外，梁尚达当上海军，梁海林也上高中了，我和他学习可差不多啊！我是越想越悲伤，越想越难过，竟一个人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怒号的苇河水，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少年心中的不平和悲怆。像高玉宝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发出的呐喊“我要读书！我要读书！”哭声引来好多人的围观。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没到伤心时。我边哭边说“人家海林没爹（他爹因病去世了），还托人上高中了，我这有爹的还不如没爹的！”
那天，我一点草也没割，是空着筐回来的。心想，让父亲打吧，打死了也比现在活着强。出乎我的预料，父亲竟然没打我。原来，有人把我哭的事早告诉了他。晚饭我也没吃就躺下睡了。可怎么也睡不着，隐隐约约我听到父亲与母亲商量说“上高中咱没关系，找谁呀？现在不是兴考试了吗？咱让他去复习吧！再考不上可怨不着大人了。”
一生好强、从不求人的父亲硬着头皮找到了大杨学校的金学法校长。金校长说：“你的孩子不知道学习。有一次，他迟到了不进校门，在校外沟里打扑克，被我抓了个正着。”不知父亲说了多少好话，最后金校长终于同意了。背上母亲重新给我缝制的书包，我又走进了学校。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还是那些老师，但当我重新走进学校，却感到格外新鲜、格外激动。人，只要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力量，是任何困难也压不倒的。上学后，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勤学好问，刻苦钻研。那时我们有早自习和晚自习，每天早自习我提着煤油灯第一个到；每天晚自习我都是最后一个才走。晚自习结束后，我到家还坚持学到困得实在不行了才休息。很多时候，我就趴在煤油灯下睡着了，醒后再学一会，就直接去上早自习去了。由于我现在与过去反差很大，学习进步又很快，就经常“遭到”老师们的表扬。尤其是教数学的杨秀荣老师，因我数学基础很差，每次都问好多问题，但她总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每当我有一点进步，她都提出表扬进行鼓励。还有化学老师王宪青，她针对我在化学上的薄弱环节，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我吃“小灶”。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我的各科成绩在班级里都是前五名，为此，我戴上了大红花受到了全校的表彰。并且，在校黑板报上还出现了“向梁祖国大哥哥学习”的表扬稿。
G、“金榜题名”
由于校领导和老师们经常表扬，以及同学们的赞颂，使我有些飘飘然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复习生，经不起失败，在报考学校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又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一年的复读很快就要过去了，到了冲刺阶段暨报考学校的时候了。这时，我们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在一块商量该报什么学校。当时我们县有6所高中，当然教育质量最好的是一中了。不知谁说的要报考一中，当时我正在犹豫，又有人说，你学习这么好，你不报谁还敢报？这时被别人忽悠得飘飘然的我，真忘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古训，情绪一激动，就说：“好，我们报考一中！”。就这样在我的“忽悠”下，我和杨玉生、王贵军、丁建力、刘忠诚等五人报考了一中。
考完后，大家还信心满满，准备上高中后继续努力，向大学冲刺。可是看榜后，人人垂头丧气，我们“全军覆灭”，个个名落孙山。
这时，我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这个结果是我从没有预想到的，对我来说可是毁灭性的打击啊！因为，我是复习生，他们都是应届生。他们考不上还可以再复读，可我怎么办啊？
从县一中到我家30多里路，我是推着自行车走回来的。一路上我是边走边哭，伤心的泪水总也止不住。我感到真是太对不起父母了，家里克服一切困难让复读了一年，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殷切希望。
走进村后，我的泪水再一次像开闸的洪水喷涌而出。我没敢回家，而是去了梁尚泉老爷爷家。
在我濒临绝境的人生路上，是这位长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慰。他是我一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
尚泉老爷爷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他当年跟他的父亲在青岛上学，是青岛二中毕业的高材生。后来，因其它原因而未能上大学，又因成分问题一直陪他母亲在农村种地、讨饭、挖河，一待就是18年，吃过很多苦，后来接班到青岛市工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安排在邻村先锋当民办老师。在我复读的一年里，他在语文和数学上都曾给予我很大帮助。这次，我把落榜的情况向他说了后，他帮我分析说：“以你的成绩考个一般高中绰绰有余，但一中还差一点。你今后想怎么办？”我鼓足勇气说：“我还想继续复读，可我家里的情况，我想父亲怎么也不会同意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沉思了片刻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就欣赏你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这样吧，你再回大杨学校复读面子上不好看，你就跟我到先锋学校去上学吧！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你的书费、学费由我出，这个你放心。”听到这话，我激动万分，恨不能跪下给他磕个头。但我知道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我今后的争气和有出息！但我还是有顾虑，怕我父亲不会同意。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就说：“你放心回去吧，你父母的工作我来做。”
我推着自行车回到家，等待着父亲的“严惩”。
出乎预料的是父亲见到我不但没有打骂，而且和蔼地说：“考学的事我听说了，你努力了没考上就算了，这就是命啊！咱们家几代从没出过念出书来的，今后该干啥就干啥吧！”听了父亲的话，我红肿的双眼又盈满泪水。心想，父亲没有责怪，已经变化很大了。要是过去，一年工夫白废了，不是一顿打就是一顿骂。父亲后面的话，我听得很清楚，就是不要想三想四了，在家老老实实种地吧，这是命中注定的。此时心想，我是老大，弟弟妹妹还小，家里没有干活的，父母太辛苦，我又长了一岁，总能为家里减轻点负担了。就现在家里的窘况，再提复读的事怕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不久的一个晚上，天黢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心也像这天一样乌黑一片，没有一点光亮。在豆大的煤油灯下，我刚吃过晚饭，就看见尚泉老爷爷来我家了。他肯定是来说我复读得事的，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就悄悄地出屋了。其实我并没走远，一直在院里的窗前注视屋里的动静。我听到尚泉老爷爷说：“祖国这孩子，不能说太聪明，但肯努力、肯钻研，非常有志气。这次的落榜主要是报错了学校，以他的学习成绩报考个二中肯定没问题。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孩子有决心，你们就再给他个机会。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花钱方面一切由我负责……”沉默，沉默。显然父亲内心在做着激烈的斗争，姊妹六人就我能干点活了，这一复读又是一年，要是再考不上呢？我在外边感到过了好久好久，二弟祖平才出来说，父亲让我进去。我胆战心惊地进屋了，就听父亲说：“就听你老爷爷的吧，过几天跟他去上学吧！”听了这话，我心里真是比蜜还甜。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父亲能让我再次复读，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啊！我说：“爹，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和老爷爷的期望，再考不上我就不配做您的儿子！”
事后，我知道是尚泉老爷爷执着和无私的精神感动了父亲。按村里辈分我叫他老爷爷，其实早已出了“五服”。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并且还答应给孩子出学费、书费，人家为的啥？还不是为了您孩子今后的前途和发展嘛！
要强的父亲并没有让老爷爷为我出书费、学费，他感到这样已经很麻烦人家了，再让人家出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啊！我不知道从不愿意求人的父亲，在我第二天要上学的那天晚上跑了多少家、说了多少好话，但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很晚很晚才回家，当早晨我走时他把用手绢包得整整齐齐的里面有毛票、钢镚的7元5角钱放到我的手里。我接过来拿在手中，突然却感到很沉很沉……
就是在这种坎坎坷坷的波折中，我又开始了求学之路。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一切使我感到很陌生，但万变不离其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我当时的座右铭。在先锋学校学习两个多月后的一次考试，终于为让我来上学的尚泉老爷爷赢得了一些荣光。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还实行中专招生即初中毕业考中专（称为小中专），毕业后全部分配工作，所以这种小中专当时在农村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公社文教组为了提高小中专升学率，在全公社进行统考选拔一个由40人组成的班称为“尖子班”。公社文教组将集中优秀师资力量进行教学。在先锋学校，我和董凤翔、贾风喜、杜深云等16名同学参加了考试，出人预料的是只有我一人“金榜题名”。
消息传到家里，父母感到非常欣慰，给他们的脸上也挣了面子。同时，在我的心中也燃起了希望之光。心想，如果考上小中专一下就跳出了农村，为家里减轻多少负担啊！
“尖子班”设在交通比较发达的赵庄，离我家有10多里路。非常巧合的是，我与从大杨学校考来的我们同村的丁建强成了同桌。在班里，我还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杨玉生、王贵军是考一中时和我一块落榜的；还有一个高个女生。在上次考一中前我也参加了全省的中专考试，考试时她和我在一个桌。考试中，我曾用眼睛的余光偷看她的试卷，被她发现后悄悄盖了起来。此时，我窃喜：还不让我看，原来你也没考上，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学后才知道，她叫付秀珍，父亲是公社文教组的领导。怪不得那时傲慢得像公主，原来真的有点来头儿。
刚到“尖子班”还有点得意洋洋，认为自己是佼佼者。可是，后来越来越感到压力很大。尤其是一次数学摸底考试，使我感到无地自容。那次考试其实并不难，主要是考基础。卷子上有一道题问“0”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我答的是：既不是有理数，也不是无理数，是中间派。老师在讲解试卷时，说了这个事，引起全班哄堂大笑。霎时，我脸上发烧，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尖子班”果然是强手如林。我这在先锋学校每次考试数一数二的学生，在这次数学摸底考试中竟然是倒数几名，这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时我有些后悔了，在这里没有老师的宠爱，没有同学的赞赏，就是向老师咨询问题，也没有以前的老师那样热情和耐心。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想到父母期盼的眼神，想到以前老师的殷切期望，我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勇往直前。
由于离家比较远，我们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铺上稻草和麦秸打成通铺，住下了我们12个学生。由于大家都忙于学习，又没地方洗澡，房里的味道十分难闻。吃饭，是我们带玉米面交上，学校食堂统一给做粥；主食，是各自从家里带，食堂负责给热一热。由于当时我家8口人，只有父母挣工分，每年都欠生产队工分，所以，一年到头分的玉米只够做粥喝，主食就是地瓜。我吃得天天“烧心”、吐酸水，但是毫无办法。有时，母亲知道我正长身体，学习又累，心疼我就偷偷在盛干粮的兜里放几个玉米饼子，但我知道后总是悄悄放回去。不管怎样我坐在教室里不干活，还是让干活的父亲、母亲或年幼的弟妹吃（母亲是从来舍不得吃）。我吃上地瓜已经不错了，可是家里吃的是什么呢？夏天吃榆叶、槐花和苜蓿等野菜，这些东西放上点玉米面，在锅里一蒸就能吃了；冬天把榆树皮晾干碾成面摔成面条，或者把地瓜干碾成面擦成丝煮着吃。我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春末的一天，我吃了母亲用野菜做的菜糕去上学，走到半路头晕呕吐，就赶快往家跑。到家后才发现一家8口7口人都上吐下泻，只有2岁多的四弟祖宝平安无事（他太小没有吃，他吃的是面糊）。原来吃的那种“野菜”有毒，我们食物中毒了。
那时，我感到天下最好吃的美食莫过于四弟祖宝吃的叫“面糊”的东西了。那是把面粉用水和和，在锅里滴几滴油，然后把和好的面倒在锅里，烙成巴掌大软软的小圆饼。有一次，家里没人我就偷偷撕下一小块吃了，感到真香、真好吃啊！心想，如果哪一天能吃上一顿这个就好了。
在学校每天吃饭时，我看到别人有带饼子、窝头的；还有带馒头、包子的。为了怕别人看到我老是吃地瓜，每次盛上粥我就拿着用手绢包着的地瓜到校外去吃。吃完了围着学校转两圈，顺便背背数学公式和物理定理，回到教室正好别人也都吃完了。那时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好像特别能吃，本来是计划好三天的量（中间每周三回家取一次），可是吃着吃着不是少一顿就是少两顿。没有办法，那只有喝粥，每当这时我都抢着去刷盛粥的桶，别人认为我表现好，其实，我是先把桶拿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从桶里还能空出半碗粥，这样正好安慰了我咕咕直叫的肚子。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为了放松身心，我们同学们也常常打打闹闹、讲讲笑话自娱自乐。
不知道为啥，我感到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夜里我们出来撒尿，尿在空中还冒热气，到地下很快就结了冰。
有一次，一个王姓同学，半夜出来撒尿，不知怎么受了风，撒尿的“玩意”肿得又粗又大，没法去上课。那时，教数学的正好是漂亮的女老师贾秀芬。因王姓同学学习很好，老师比较注意，发现他没来上课，就问：“怎么回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都憋着笑谁也不说话。女老师就急了说：“到底怎么回事？跟他一个宿舍的同学全部站起来！”我们全部站了起来。看实在瞒不下去，一个杨姓同学急中生智说：“他说他头疼！”我们10多个知道内情的同学实在忍不住了“扑哧”声全笑了起来。
不堪回首的日子终于快过去，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了。我们这次考试是全省试点，也就是小中专和高中招生是同一张卷子。考得最好的上一中，考得中等的上小中专，这个“火候”实在很难把握。我找到上次跟我一块落榜的王贵军商量报啥学校。他说：“我想报考车站中学。因为它教育质量比一中稍差一点，比别的中学又都好。并且，地点在城里交通方便环境又好。”我和他的学习成绩彼此不分上下。我就想了想说：“好，那咱们一块报考车站中学。”可是，等到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我不能承受再一次失败，心想，车站中学条件那么好，报考的人肯定很多，于是，我就悄悄填报了比车站中学稍低的县第二中学。考完试回到家后，我为了弥补这两年复读给家庭带来的亏欠，轻活、重活都抢着干，努力承担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帮他们卸下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在这个时候，我也在深深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考上高中后，学费怎么办？
几天后，我就到三叔梁仁忠、四叔梁仁华所在的副业队（现在叫建筑队）当小工了（四叔在部队没能提干，这是在部队学的手艺）。大工是负责砌楼房，小工的工作就是和泥、搬砖和运石头等零活。当小工的第一天，我负责向在十多米高的楼墙上抛砖，刚开始还行，可是越抛越累，但我咬紧牙关仍坚持着，等到晚上收工时，我累得走路都有些困难了。晚饭后，三叔和四叔看到我手上磨出的四五个血泡，都很心疼，劝我回去别干了，但我摇摇头说“我能坚持！”那时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挣下我上学的学费，不让父母再为我去借钱了。
副业队每天天不亮上工，等天黑了看不见了才收工，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人，只要心中有信念，就永远不会趴下，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不刷牙，不洗澡，上工时积极表现（为了多挣点钱），下工后吃点饭倒头就睡（为了积蓄力量，坚持下去），20多天后，我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人也黑了、壮了，基本上适应了副业队的艰苦劳作。正在这时，从家里传来消息：我以五门科目（每科100分）总分432的高分，被县二中录取了。
副业队上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三叔、四叔当然是更高兴了。他们帮我收拾了东西，捆好了被子说：“赶快回家准备准备，到了学校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这一辈子也不希望你再干这个了。”我说：“上学还早哪，我要干满30天好结账。”就这样，我在那里干了整整30天。这也是我一生中最苦、最累，最无奈的30天。也许从那时起，更坚定了我一定要逃离农村，逃离贫穷的想法。
当我把长大以来第一次用苦力挣得30多元钱交到父亲手里，我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自豪，感到终于为父母尽了一点心意和责任。
县二中坐落在县城南10多公里处的伦镇镇，距我家有近15公里。学校建于1956年9月，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校，建校几十年来为社会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1979年的9月1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上母亲给我做的新衣服带着生活用品和入学通知书，骑着家里唯一的一辆旧自行车向着理想的“圣地”进发了。
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比原来所上的任何学校都要好。学校建在镇南面，三面是绿油油的庄稼地。校园很大，路径平整，绿树成荫。尤其是教学楼前那几颗长得很粗的古树苍翠欲滴，好像向人们炫耀着它的日月沧桑。
这次学校“高一”共招了4个班，分为10级1至4班。因我考的分数比较高，我被分在了10级1班，共42名学生。坐在高中的课堂里感觉格外不一样，因为这里曾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是实现远大理想的必经之路。
H、超出人预料的抉择
上高中时，我的同桌名叫张忠勤，年龄比我大两岁，家是县搬运公司的。我俩不但是同桌，而且睡觉也在一块儿。当时学校宿舍住的是上下床，两个上下床并在一起，我俩睡上铺。由于高一离高考还有一年（那时农村高中是两年制）。大家又刚经历了中考，紧张的神经有些放松，所以班里的学习气氛并不浓。
张忠勤年龄比我大，家又在城里，所以见多识广，经常给我讲一些趣闻、趣事和人生经历，使我感到他懂得真多，令我非常钦佩。
由于出身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一样，再加上我两次复读的经历，致使我背负的包袱很重很重，所以我在学习上比他刻苦许多。我总感觉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在家劳作的父母，还有只上过几天学，就早早辍学在家帮衬父母的大妹祖荣。可是，令我奇怪的是，我上课聚精会神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有时夜里还偷偷起来加班加点，可学习成绩总赶不上他。更神奇的是有许多课程老师还没讲，他就都会了，包括高二的课程，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晚饭后，我俩出去散步时，就向他讨教学习上的“秘诀”。他看我非常虔诚就向我讲了实情。
原来，他是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重新又从高中读起打牢基础准备再次考大学的。像他这种情况与我俩关系比较好的刘春华也是，在我们整个班占到二分之一还多。听了他的一席话，我一下傻了眼。心想，我是初中生考来的，对高中的课程还很陌生，就是再努力也很难赶上他们啊！更别说考太学了，那肯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那个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上两年高中考不上大学，这一切还不是白费。两年啊，700多个日日夜夜，父母的辛劳、弟弟妹妹的付出，我该怎么回报呢？如果不上的话复读了两年才考上，也非常可惜。
正在我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候，一次我回家取干粮的“遭遇”终于使我下定了决心。那时，我们村有几个在二中上初中的学生喊着我一块走。他们年龄比我小好多，个子也都比我矮。当时家里正忙着收地瓜，我提着母亲给我准备好的干粮刚出门，正在忙碌的父亲不知为啥就生气地说：“你看你这么高的个子，也不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成天跟小孩们来来去去，也不嫌丢人！”
由于父亲对我打骂习惯了，也许他并不在意。可是这次却给我带来了深深的刺激和伤害！因为我已长大，当时已17岁了。也许我确实感到两次的复读对家里确实亏欠很多，再加上我这么大了还不能在家干活，我一句话也没说，眼含泪水默默地走了。
一路上，我委屈的泪水不停地在淌，影响得其他几个跟我一块走的学生陪我哭了一路。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下定了决心：吃完这次带的干粮，我就再也不去上学了。
高尔基说过，苦难是一所大学。不幸的人生往往孕育出成熟的理性。在那个时候，一个农村青年要想离开那片土地，要想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实现美好的理想，只有两条路：一是考上大学；二就是当兵。考大学这条路对我来说已经行不通了，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当兵去。当兵！当兵！！当兵！！！
在当时，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出路。
决心下定后，我先找到当时在大队担任支部委员的二叔梁仁义，把我的想法给他说了，他很支持。我说，征兵工作开始后，我万一不在家您先给我报上名，并且一再强调要保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
这一次，虽然看似我贸然做的决定，其实当兵的念头已心存很久。在很小的时候，通过看了电影《英雄儿女》《侦察兵》《渡江侦察记》《上甘岭》《奇袭》等战斗影片，王成、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形象早已深入我的心里。特别是1979年2月17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对我影响很大。当我从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特别激动和兴奋。那时，我还在“尖子班”上学，有次回家就对母亲说：“我去当兵打仗吧？”母亲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地说：“别想三想四的，好好念你的书。”那时我的想法倒不是特别高尚，我是想和平时期，仗打少了，英雄出的也少了，“乱世出英雄”嘛！到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打几仗，弄个英雄当当，以后再也不会回来种地了。想法天真而可笑。
没想到当兵进展得很顺利。那次我们大队跟我一块验兵的有梁仁江、王勇志我们三人。出乎预料的是，经过过五关斩六将，我们三人全验上，可等到武装部通知换服装时却成了我一个人。后来到部队后才知道，政审时我填写得是高中毕业，他们填写得是初中毕业，当然，部队选择“高学历”的我了。人的命运有时完全是偶然的，一个小小的因素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的一生就是这样改变的。假如不是我耍了个小聪明，把上高中三个月说成是高中毕业，那样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等我换上服装后，帮陈庄二姑家盖房的父亲回来了。当父亲得知我要当兵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为我复读两年才考上的高中说不上就不上了，又感到非常遗憾。
在临走的那个晚上，我把在家所有穿过、用过的东西全都整理好、摆放好，包括一条内裤（本来内衣是可以带的）。我默默地下定决心，要赤条条走出这个家，不干出一番成绩绝不回来！
夜已经很深了，可父母还没有睡意。一是对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恋恋不舍；二是本想让我在走之前把婚事订下来，因我坚决反对而未能如愿，还在试图做我的思想工作。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有个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两家早就有这个意思，可我却并不知道。我这当兵一走，人家提出来要把婚事订下来，不然我这当兵一走就是三年，女孩不放心。父亲还说：“三年后，你二弟也到了找媳妇的时候了，你订下了我们当父母的也就放心了。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人家比咱们家条件好，不嫌咱家穷就不错了。”我说：“我年龄还小，到了部队还不知道是啥情况，订下婚事我就有了牵挂，还是等我好好干三年之后再说吧！”父亲又说：“人家可不等你，以后你复员回家找不到媳妇，可别怨我们！”我说：“爹，你放心吧！以后不管结果如何，我决不会怪罪你们！”这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坚决，且肆无忌惮地违背了父母的意愿。
那一夜，我穿着舍不得脱下的军装，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屋内挤满了来给我送行的人。按老家山东的风俗“抬腿饺子落地面”，母亲已下好了饺子，我勉强吃了几个就快到了集结的时间了。我拿起背包，眼含泪水向亲人们一一告别后，父亲用自行车就把我送到公社的集结地。一路上我和父亲都没有说话。也许他真的舍不得我走；也许他心里还在怪我没答应把婚事订下来。
这次在我们公社共征集了50名新兵。其中济南市下乡知青25人，我们农村的25人。我本来认为自己个头还行，可是到了集结地，一按大小个排队，这还没到部队我却成了“副班长”（部队副班长站最后）。
